关于“成都”得名问题，文史学者李殿元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锦水”版将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宋人李昉、乐史等人是对“成都”二字最早作出解释的一批学者。李昉在《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说：“《史记》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稍晚一点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下也说：“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此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该书采以群书类集之，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55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引用古书1000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太平御览》的领衔编撰者李昉（925-996年）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宰相之一），学识渊博，除参与编写《太平御览》外，还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旧五代史》《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以他为首的14位学者在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搜罗宏富，保存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被后人誉为辑佚工作的宝山。但是该书的出疏也相当严重，主要体现在征引材料不够严谨，引书字句往往与原文不符。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地理总志，全书130余万字，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就其资料的原始性和丰富性而言，在研究唐末宋初的政区沿革、经济活动、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930-1007年），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早年在南唐做过秘书郎，宋灭南唐后，入宋，任主簿、知州等地方官，并数度在史馆任职。乐史仕宦近60年，从政之余，勤于著述，前后著书20余种、690余卷，另有文集《洞仙集》100卷。《太平寰宇记》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乐史编著《太平寰宇记》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宋代开国皇帝“开辟”之业绩和宋朝大一统的统治。在他的《进书表》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太祖、太宗“开辟之功大”，但当时“图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他“职居馆殿，志在坤舆”，有义务编一部完整的地理总志，供施政者参考。乐史学识渊博，所以他一反地理志书只叙沿革、记风物的惯例，在叙述到某一州县之沿革或古迹时，常喜摘引古人诗句。例如，在河南府沿革中叙述到董卓“尽烧洛阳宫庙”时，引曹子建诗云：“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燔。”在叙述到马嵬坡杨贵妃自缢身死处时，抄录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经马嵬坡诗的全文：“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这些诗句再现了当年的情景，读后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情，给人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既为全书增添了文采，又可引起读者怀古之幽情。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成都”的得名而言，李昉、乐史等人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说“成都”得名是因为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故。他们因为学识渊博就太自信了，并没有去查对原文。而《史记·周本记》中说到周太王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舜帝时，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等语。

　　李昉、乐史之后200多年，宋人祝穆似乎发现了李昉、乐史等人关于“周太王”的错误，他在《方舆胜览》中，予以了纠正，其他却仍然沿袭李昉、乐史的说法，在“成都府路郡名”条中说：“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之所以有这种坚持，无非是按封建大一统的中原观念，硬要将当时还未纳入大一统体系的西南夷套进去而已。

　　所以，李昉、乐史也好，祝穆也好，他们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靠不住的。更何况，在西汉的司马迁撰就《史记》之前，早就有成都了啊！怎么可能根据《史记》中谈论别处的“成都”二字来解释蜀地的“成都”这座城市呢？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它是中国进入21世纪即2001年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统计，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1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但能不能就此认为“金沙遗址已经将成都建城历史从公元前311年提前到了公元前611年”呢？我认为，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下这样的结论。

　　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群体建筑。其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另外还发现了70余座房址，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置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大型聚居地，很可能就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墙，还不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城”。

　　成都有真正的“城”，按目前的资料，只能认为是秦灭古蜀后所筑之城，有夯土城墙，且在规模、布局上都照搬了中原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这里的“（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是公元前311年，说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兴建了成都、郫、临邛3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后在金沙遗址发掘出了更大型的建筑遗址甚至有城墙遗址证明它有“城”，也只能证明蜀人迁移到了今天“成都”的这个地区并且使之成为较大的聚集地，甚至有了“城”；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城”就一定会被称为“成都”呢？